在蒙古的天主教会庆祝传教20年，宗座副监牧维斯卡尔迪神父谈教会当地的情形

（梵蒂冈电台讯）蒙古在1991年结束共产政权后，天主教会便在这个国家落脚，至今已有20年。当时，在南韩担任圣座大使的黄旭东（Wenceslao Padilla）主教来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开辟了第一个传教站。今天他担任乌兰巴托的宗座监牧。在蒙古的教会是一个小团体，在两百万国民中，只有大约800名信徒。虽然如此，这个教会团体愿意成长，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本梵蒂冈电台请当地的宗座副监牧维斯卡尔迪神父同我们谈谈教会进入这个国家的情形。

答：最早的3位传教士于1992年来到蒙古，走出这段旅程的第一步。这段旅程相当缓慢，却一直关注这个国家的生活步调。传教士们留意在这里开教的一切所需，可以说，这是一段反思、记忆和为日后作规划的时期。

问：教会刚来到的时候，蒙古脱离共产政权才一年。比起20年前，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
答：社会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俄罗斯人离开后，国家一切都要从头来。要说今天的情况，蒙古的年增长率为17%，是成长率可观的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当地蕴藏的财富。蒙古在经济上处在转变时期，引入大量的国外投资，在煤矿、铜矿、铀矿和金矿上的投资最大。这个国家在经济财富的推动下，社会和文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这些改变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正在引入的现代化和向世界巨大市场开放，在某种程度上侵蚀着这个国家的财富和传统，但也使这个国家的经济有增长的可能性，大众的生活水平当然也提高很多。显然，这种情况向教会提出一系列重大难题。首先，展望今后几年的局势，再过5年蒙古会是什么样子？它的社会结构该如何？它的生活水平和宗教需求又是什么？我们同蒙古人民共度这段过渡时期，而这段路程不容易走，与经历了数个世纪才走完这段路程的欧洲文化相比，这里的变化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发生的。我们希望国家、政府和文化界能有效地管理这段转折时期，使它得出积极果实。

问：当地的天主教会虽然也在成长，却仍是个少数信徒团体？
答：我们在2百80万国民中，只有825位天主教徒。

问：教会与政治当局及其他宗教信徒的关系如何？
答：黄旭东主教在这些年里一直设法与政府各部门保持开放、热情及合作关系。蒙古在国家法律上标榜宗教自由，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宗教自由在不同地区的做法大不相同。在地方上，每个宗教团体，包括我们在内，都需要获得特别许可才能在特定地点从事宗教活动。每次为设立一个中心，都要经历一系列官僚上的困难，却也不一定就能获得准许。要是说如驱逐传教士这样真正的难题，倒从未有过，只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国家监视之下。

问：教会能够做的工作是什么？
答：在这20年中，我们的教会成立了5个堂区。在堂区周围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活动，深受当地政府的赞赏。我们最初把街头的孩子们组织起来，然后有德肋撒修女会为穷人办的食堂，还有沙尔德圣保禄女修会的补课学校、慈佑会士们的培育中心、一系列幼儿园。此外，也有从一开始就开创的社会活动，教会通过这些活动让人看到自己的面貌，让政府多少晓得，若没有同教会接触，对梵蒂冈和天主教会的认识仍会很模糊。今天，人们对教会临在的目的有所了解，他们能够直觉地感到教会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去年，蒙古总统拜访教宗这件事，为教会在当地的临在是非常重要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