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教宗的房间,他请我在一个沙发上坐下,他自己却因腰背不便而坐在一把较高的硬背椅子上。房间设备简朴,写字台的空间不大。房间内只摆放必要的家具和物品令我印象深刻:书本不多、少量纸张、物件也寥寥无几,其中有一张圣方济各的画像、一尊阿根廷主保卢汉(Luján)圣母态像、一个十字苦像和睡眠中的圣若瑟态像,很像我曾在圣米格尔大修院(Colegio
Máximo di San Miguel)他当院长和省会长时的房间内看到的那尊。贝尔戈里奥的灵修不是由他所称的“调和的力量”所形成,而是人的面目:基督、圣方济各、圣若瑟、圣母玛利亚。
在打开录音机之前,我们也谈了其它事。在评论我发表的一篇文章时,教宗告诉我他喜爱的两位当代法国思想家是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和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我也告诉他一些个人的事。教宗同我谈了他自己,尤其是他当选教宗的事。他说,当他开始意识到有被选中的危险时,3月13日星期三午餐时他感觉到一股深沉和无法解释的内心平安和慰藉降到自己身上,同时也伴随着一片黑暗,余下的一切都是漆黑一团。这种感觉伴随着他直到当选。
今年6月14日,教宗在接见«公教文明»期刊的耶稣会士们之前,同我谈了他接受访问的巨大困难。他说宁愿多想想,也不愿在答复访问的问题时那样一气呵成。他觉得在作了最初答复之后才想到正确的答案。他告诉我:“当我从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的返程中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时,我都不认识自己了。”的确如此,在这篇访谈中教宗能够多次随意中断正在答复的问题,为上个问题进行补充。同教宗方济各谈话实在是在活跃奔放、川流不息的思想河流中遨游。甚至记笔记我都觉得会打断这种自然的交谈而感到不快。显然,教宗方济各更加习惯于交谈而非给人讲课。
“是的,也许我能够说我有点狡猾,知道怎样行事,但我也有点单纯却是真的。是这样的,但最好的概括,就是出自内心和感觉最真实的那个,正是:‘我是上主所注视的罪人。’”他又重复:“我是被上主所注视的一个。我的格言Miserando
atque eligendo(因仁爱而被拣选)令我始终感到为我实在千真万确。”
教宗方济各继续他的反省,并且绕了一个大圈子同我谈起我当时并不理解其含义的事情:“我不认识罗马,知道的事不多。我所认识的有圣母大殿,我常去那里。”我笑了,对他说:“圣父,我们都非常了解这事!”教宗接着说:“那么,是的,我认识圣母大殿、圣伯多禄大殿…。可是我来罗马总是住在斯科洛法大街(via
della Scrofa)。从那里我常去法王圣路易堂(La Chiesa di San Luigi dei Francesi),我去那里瞻仰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圣玛窦蒙召选的油画。”我开始猜到教宗要向我说什么了。
教宗方济各答道:“分辨”。“分辨是圣依纳爵功夫下得最大的内心修行之一。为他来说,分辨是为更好地认识上主、更贴切地跟随祂的一件战斗武器。我常被用来描述依纳爵这一观点的格言所打动:“Non
coerceri a maximo, sed contineri a minimo divinum est”(不受最宽大的空间限制,却能被最窄小的空间容纳,这是神性)。为治理,为做长上我反复思索了这句话:不受较宽大的空间限制,却能在较窄小的空间内生存。这个大与小的德行就是宽宏大量,它使我们从我们所在的位置常能观望远景。它是怀着向天主和他人敞开的宽阔心胸做每日的小事,是在远大的视野,天主国度的视野内重视微不足道的小事。”
“这句格言为站在正确的位置上去分辨,从天主的角度体验天主的事,提供了衡量标准。在圣依纳爵看来,大原则必须在地点、时间和人的具体环境中体现出来。若望二十三世当他再三重复“Omnia
videre, multa dissimulare, pauca corrigere” (看到一切,视而不见许多,纠正少少)这句格言时,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治理教会,因为他认为尽管看到一切,看到最大的幅度,却须在不多的事,在最小的幅度上运作。可以有庞大计划,却藉着在少量最小的事上运作,就能实现。或者正如圣保禄在«格林多前书»中所说的那样,能使用软弱的工具,它比强健的工具更有功效。”
“耶稣会是个处在张力中的团体,它总是彻头彻尾地处在张力中。耶稣会士是没有自己的中心的人,耶稣会本身就没有自己的中心:它的中心是基督和祂的教会。因此,耶稣会若将基督和教会置于中心,它就能为自己生活在边缘地区找到平衡的两个基本参照点。相反地,若过于注意自己,将自己当作牢不可破、装备完好的结构置于中心,那么就会有感到自信和自满的危险了。耶稣会必须始终将‘Deus
semper maior’(天主永远更大),将寻求天主的光荣作为最重要的事,将吾主基督的真净配教会和博得我们爱戴的基督君王放在眼前,即使我们是不中用的瓦器,也要将整个人和全部劳苦奉献给基督。这种张力不断地将我们从自我提出来。令没有自己的中心的耶稣会确实强健的,帮助修会更有成效地履行使命的,正是犹如父子和兄弟情谊般的‘诉心’这一管道。”教宗此处所指的是耶稣会会宪的一则特别会规,规定耶稣会士必须向长上“表白他的良心”,即他所生活的内心世界,这样做便于长上在派遣给一个人使命时能够更有意识地予以配合。
教宗向我提起法伯尔回忆录的一个版本,是他当省会长时请两位耶稣会士专家负责编辑的,他们是米格尔·菲奥里托(Miguel
A. Fiorito)和海梅·阿玛德奥(Jaime H. Amadeo)。教宗特别喜爱的是米歇尔·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编辑的版本。于是我问他为何被法伯尔所打动,这个人物的哪些特征令他印象深刻。
教宗停顿片刻,为避免误解而干脆说明:“显而易见,须十分当心不要以为我依照大公会议所谈的全体信徒的不可错误性是一种民众主义。不是的;这是牧人和子民一起组成的天主子民教会,圣依纳爵称之为‘圣洁母亲圣统教会’的经验。教会是全体的天主子民。”“我在天主子民身上看到圣德,是日常生活的圣德。马莱格提出一个‘圣德的中产阶级’,我们都能加入进去。”教宗指的是他心爱的法国作家约瑟夫·马莱格(Joseph
Malègue),生于1876年,死于1940年。教宗尤其喜爱他未完成的三部曲«黑石头:得救的中产阶级»(Pierres noires. Les Classes moyennes
du Salut)一书,一些法国评论家称马莱格是“公教的普鲁斯特”。
我意识到我被教宗的这些见解迷住了,而且在进入他的艺术选择的门庭时,也愿意进入他的生命。我想像这需要走一段漫长旅程,它也会包括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到«芭比特的盛宴»(Il
pranzo di Babette)这段时期的电影。我想起教宗在其它场合提到的其他作家和其它作品,即使不那么重要或出名或带有地方性的,如:何塞·埃尔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的史诗«马丁·菲耶罗»(Martín Fierro)、尼诺·科斯塔(Nino Costa)的诗篇、路易吉·奥尔塞尼戈(Luigi Orsenigo)的«大逃亡»(Il
grande esodo)。我也想到约瑟夫·马莱格和何塞·玛利亚·佩曼(José María Pemán)。当然还有但丁(Dante)和博尔赫斯(Borges),以及莱奥波尔多·马雷夏尔(Leopoldo
Marechal),他是« Adán Buenosayres »(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 El Banquete de Severo Arcángelo »(严厉总领天使的宴席)和«
Megafón o la guerra »(战争)的作者。我特别想到博尔赫斯,因为28岁的贝尔格里奥在圣达菲(Santa Fé)“圣母始胎无染原罪高中”(Colegio
de la Inmaculada Concepción)教书时与他有过直接交往。贝尔格里奥为这所高中最后两年的学生授课,鼓励他的学生们进行创意写作。我也有过类似经验,我在他的那个年龄曾在罗马的马西莫中学教书,创立了“炸弹卡”小组。我向教宗叙述了这件事,然后请教宗谈谈他的经验。
教宗回答说:“我的经验有点冒险。我必须想办法让我的学生们研读埃尔西德(El
Cid)的作品,可是孩子们不喜欢他的作品。他们要求阅读加西亚·洛尔卡(García Lorca)的作品。于是我决定让他们在家里研读埃尔西德的著作,我则在课堂上讲解孩子们较喜欢的作家。显然,年轻人喜欢阅读比较
‘热辣’的文学作品,当代的如«不忠贞的妻子»(La casada infiel),或古典的如费尔南多·德·罗哈斯(Fernando de Rojas)的«塞莱斯蒂娜»(La
Celestina)。可是在阅读这些一时吸引他们的作品时,他们也养成对一般文学、诗作的嗜好,进而阅读其它作品。这为我是一次重要经验。我完成了教学计划,但用的不是结构化方式,即没有按照规定的作家读物顺序,而是顺其自然。这种方式很适合我:我不喜欢制定生硬的教学计划,只求多少知道要达到目的的方向即可。那时我也开始让学生们练习写作。最终我决定把学生们写的两篇作文拿给博尔赫斯看。我认识他的秘书,她是我过去的钢琴老师。博尔赫斯非常喜欢这两篇作文,他便提议为一本文集写引言。”
我问教宗能否根据他的个人经验举出一些实例。教宗答道:“每当谈到社会问题,聚在一起研究贫民区的吸毒问题是一回事,到问题存在的地方,在那里住下来就近了解和研究问题却是另一回事。雅鲁培神父给‘社会研究及行动中心’(Centros
de Investigación y Acción Social)写的一封真知卓见的信谈及贫穷,他明确指出,若不直接置身有贫穷的地方去体验,就无法谈贫穷。‘置身’是个危险词,因为有些修会会士把它当成一种风气,由于缺乏分辨而酿成大错。可是,亲身体验着实重要。”
教宗听了这番话,便起身到写字台前拿起日课经本。这是一本拉丁文日课,已经用旧。他翻到常年期第27周瞻礼六,即星期五的读经,将取自莱兰的圣味增爵(San
Vincenzo di Lerins)的Commonitórium Primum(第一个提示)的段落读给我听:“基督宗教的教义也必须遵守以下规则:年深人会进步、巩固自己;日久人会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更有深度。”
“此外,人在各个时代都设法更好地认识和表达自己。因此人随着时间而改变察觉自己的方式:人藉着雕刻耐克女神(la
Nike di Samotracia)来表达自己是一回事,卡拉瓦乔的表达却是另一回事;夏加尔是一回事,达利(Dalí)又是另一回事。真理的表达形式也可以是多方面的,这为传递历久弥新的福音讯息甚至是必要的。”
“我的祈祷常充满记忆,是充满回想和回忆的祈祷,有我个人历史的记忆或上主在祂的教会或在个别堂区所作所为的记忆。为我来说,这是圣依纳爵在«神操»的第一周谈及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相遇,祈求祂的怜悯时所说的记忆。我问自己:‘我为基督作了什么?我为基督在作什么?我为基督该作什么?’依纳爵在«
Contemplatio ad amorem »(默观为获得爱)的默想中,要求我们记起所领受的恩惠时,也谈到这个记忆。但是,我尤其知道上主也记得我。我能够忘记祂,但我知道祂从来,决不会忘记我。记忆从根本上树立一个耶稣会士的心:这是恩宠的记忆,是«申命记»中所谈及的记忆,是对天主的伟大作为的记忆,这记忆是天主与祂子民结约的根据。这记忆使我成为儿子,也使我作为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