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济各接受«公教文明»期刊访谈全文（8）

艺术与创意

教宗引用歌剧«杜兰朵»谈希望的奥秘让我感动。我想更好地了解教宗方济各的艺术和文学观点。我向他提起他曾在2006年说过：伟大的艺术家懂得用美来表达生活上的悲惨事实及痛苦。我于是问教宗谁是他喜爱的艺术家和作家，他们之间是否有某些共同点……。

“我很喜欢各式各样的作家。我非常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j）和荷尔德林（Hölderlin）。我愿意提起荷尔德林为他祖母的生日作的抒情诗，这首诗非常美，使我在精神上获益良多。诗的末尾写道，愿人持守孩提时作的许诺。我为之感动，也是因为我十分爱我的祖母罗萨。荷尔德林在诗中将他的祖母比作生了耶稣的圣母玛利亚，把耶稣当作他在现世的朋友，耶稣没有将任何人视为外人。

我读了3遍曼佐尼（Manzoni）的«婚约夫妇»（I Promessi Sposi），现在这本书就放在桌子上，我打算再读一遍。曼佐尼对我帮助很大。在我儿时，祖母就教我背诵这本小说开头的话：‘科莫湖上的分支沿着连绵不断的两座山峦，向南方流去……。’我也很喜欢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在画家方面，我佩服卡拉瓦乔：他的油画向我说话。我也喜欢夏加尔的«白色十字苦像» ……”

在音乐家方面，我当然喜爱莫扎特（Mozart）。他的C小调弥撒曲中的« Et Incarnatus est »（降生成人）无与伦比：它将你提升到天主跟前！我喜欢听克拉拉·哈斯基尔（Clara Haskil）演绎的莫扎特的曲子。莫扎特的曲子充满了我：我无法思索他的曲子；我必须听。我喜欢听贝多芬（Beethoven）的作曲，尤其是他极富独创的表达。最能表达这种独创性的是富特文格勒（Furtwängler）的演绎。此外，我也喜欢巴赫（Bach）的«耶稣受难»（le Passioni）。他根据玛窦福音苦难史中伯多禄的哭泣而谱写的« Erbarme Dich »（请垂怜我）是我非常喜爱的曲目，卓越绝顶！我也喜欢瓦格纳（Wagner），只是程度不同。我喜欢听他的音乐，但不经常。他的作品« La Tetralogia dell’Anello »（指环）于1950年在斯卡拉歌剧院上演，由富特文格勒指挥；那场演奏为我是最好的一次。我也同样喜爱克纳佩茨布（Knappertsbusch）在1962年指挥的那场« Parsifal »（帕西法尔）。”

“我们也该谈谈电影。费里尼（Fellini）的«道路»（La strada）也许是我最喜爱的一部影片。我认同这部影片，其中有隐喻圣方济各的成分。另外，我相信我在10至12岁那几年看了安娜·马尼亚尼（Anna Magnani）和阿尔多·法布里齐（Aldo Fabrizi）演的所有影片。我很喜爱的另一部影片是«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a città aperta）。我的电影摄影文化尤其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经常带我们去电影院。”

“一般而言，我喜爱悲剧艺术家，尤其是经典艺术家。塞万提斯（Cervantes）藉青年骑士卡拉斯科（Carrasco）的口道出了一个美好定义，这位骑士称赞«吉诃德先生»（Don Chisciotte）的故事说：‘幼童人手一册，青年喜爱阅读，成人领会其意，老年人赞不绝口。’在我看来，这是为经典作品下的好定义。”

我意识到我被教宗的这些见解迷住了，而且在进入他的艺术选择的门庭时，也愿意进入他的生命。我想像这需要走一段漫长旅程，它也会包括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到«芭比特的盛宴»（Il pranzo di Babette）这段时期的电影。我想起教宗在其它场合提到的其他作家和其它作品，即使不那么重要或出名或带有地方性的，如：何塞·埃尔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的史诗«马丁·菲耶罗»（Martín Fierro）、尼诺·科斯塔（Nino Costa）的诗篇、路易吉·奥尔塞尼戈（Luigi Orsenigo）的«大逃亡»（Il grande esodo）。我也想到约瑟夫·马莱格和何塞·玛利亚·佩曼（José María Pemán）。当然还有但丁（Dante）和博尔赫斯（Borges），以及莱奥波尔多·马雷夏尔（Leopoldo Marechal），他是« Adán Buenosayres »（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 El Banquete de Severo Arcángelo »（严厉总领天使的宴席）和« Megafón o la guerra »（战争）的作者。我特别想到博尔赫斯，因为28岁的贝尔格里奥在圣达菲（Santa Fé）“圣母始胎无染原罪高中”（Colegio de la Inmaculada Concepción）教书时与他有过直接交往。贝尔格里奥为这所高中最后两年的学生授课，鼓励他的学生们进行创意写作。我也有过类似经验，我在他的那个年龄曾在罗马的马西莫中学教书，创立了“炸弹卡”小组。我向教宗叙述了这件事，然后请教宗谈谈他的经验。

教宗回答说：“我的经验有点冒险。我必须想办法让我的学生们研读埃尔西德（El Cid）的作品，可是孩子们不喜欢他的作品。他们要求阅读加西亚·洛尔卡（García Lorca）的作品。于是我决定让他们在家里研读埃尔西德的著作，我则在课堂上讲解孩子们较喜欢的作家。显然，年轻人喜欢阅读比较 ‘热辣’的文学作品，当代的如«不忠贞的妻子»（La casada infiel），或古典的如费尔南多·德·罗哈斯（Fernando de Rojas）的«塞莱斯蒂娜»（La Celestina）。可是在阅读这些一时吸引他们的作品时，他们也养成对一般文学、诗作的嗜好，进而阅读其它作品。这为我是一次重要经验。我完成了教学计划，但用的不是结构化方式，即没有按照规定的作家读物顺序，而是顺其自然。这种方式很适合我：我不喜欢制定生硬的教学计划，只求多少知道要达到目的的方向即可。那时我也开始让学生们练习写作。最终我决定把学生们写的两篇作文拿给博尔赫斯看。我认识他的秘书，她是我过去的钢琴老师。博尔赫斯非常喜欢这两篇作文，他便提议为一本文集写引言。”

我问教宗：“那么，圣父，创意在人的一生中重要吗？”他笑着回答我：“为一名耶稣会士极为重要！耶稣会士必须是有创意的人。”


边缘地区和实验室

可见，创意为耶稣会士极其重要。教宗方济各接见«公教文明»期刊的耶稣会士及合作者时，为耶稣会士的文化工作清楚指出了其它3个重要特性。我的思绪回到2013年6月14日那天。我记得教宗会晤全体人员之前，同我的谈话中已预先提到这3个特性：对话、分辨、边缘地区。他特别强调了最后一点，援引保禄六世教宗曾向耶稣会士们谈的那番著名的话：“教会无论在哪里，即使在最困难和险要的园地，在思想意识的十字路口，在社会战壕，人的迫切需要与福音永恒讯息彼此间的交流就一直存在，那里也就一直有你们耶稣会士。”

我请教宗方济各说明几个问题：“您要我们小心不陷入‘驯化边缘地区的诱惑：我们必须走向边缘，而非将边缘带回家，给它涂上点油漆，驯化它。’您指的是什么？确切地说，您想告诉我们什么？这篇访谈是耶稣会负责的各份期刊彼此商定的：您愿意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哪些该当是他们的首要之务？”

“我向«公教文明»期刊指出的3个关键词也适用于耶稣会的所有期刊，或许根据每份期刊的特性和目标，在着重点上有所不同。当我强调边缘地区时，我特别指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必须进入他所工作和思索的环境。我们常陷入生活在实验室里的危险。我们的信仰不是实验室的信仰，而是行走中的信仰，是历史中的信仰。天主自我启示是件历史事实而非抽象真理的概要。我怕实验室，因为在实验室里产生问题，然后把问题带回家，在离开它们环境的地方，驯化它们，给它们涂上油漆。我们无须将边缘地区带回家，却要在那里生活，做勇敢的人。”

我问教宗能否根据他的个人经验举出一些实例。教宗答道：“每当谈到社会问题，聚在一起研究贫民区的吸毒问题是一回事，到问题存在的地方，在那里住下来就近了解和研究问题却是另一回事。雅鲁培神父给‘社会研究及行动中心’（Centros de Investigación y Acción Social）写的一封真知卓见的信谈及贫穷，他明确指出，若不直接置身有贫穷的地方去体验，就无法谈贫穷。‘置身’是个危险词，因为有些修会会士把它当成一种风气，由于缺乏分辨而酿成大错。可是，亲身体验着实重要。”

“边缘地区多的是。让我们想想在医院工作的修女们：她们生活在边缘地区。我现在活着，得感谢她们中的一个。我肺部有问题住院时，医生给了我一定剂量的青霉素和链霉素。病房的修女将剂量增至3倍，因为她有敏性，整天同病人在一起，知道该做什么。医生确实很棒，活在他的实验室里，修女则活在边缘地区而且天天同这个地区打交道。驯化边缘地区就是仅限于从远处说话，将自己关进实验室。实验室有它的用处，但对我们来说，反思必须始终从经验出发。”
（梵蒂冈电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