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济各接受«公教文明»期刊访谈全文（3）

论耶稣会

可见，教宗的灵修支柱是分辨。他的耶稣会士身份以独特的方式在这方面表达出来。为此，我问他耶稣会如何能为今日教会提供服务，耶稣会的特色是什么，以及可能冒的风险。“耶稣会是个处在张力中的团体，它总是彻头彻尾地处在张力中。耶稣会士是没有自己的中心的人，耶稣会本身就没有自己的中心：它的中心是基督和祂的教会。因此，耶稣会若将基督和教会置于中心，它就能为自己生活在边缘地区找到平衡的两个基本参照点。相反地，若过于注意自己，将自己当作牢不可破、装备完好的结构置于中心，那么就会有感到自信和自满的危险了。耶稣会必须始终将‘Deus semper maior’（天主永远更大），将寻求天主的光荣作为最重要的事，将吾主基督的真净配教会和博得我们爱戴的基督君王放在眼前，即使我们是不中用的瓦器，也要将整个人和全部劳苦奉献给基督。这种张力不断地将我们从自我提出来。令没有自己的中心的耶稣会确实强健的，帮助修会更有成效地履行使命的，正是犹如父子和兄弟情谊般的‘诉心’这一管道。”教宗此处所指的是耶稣会会宪的一则特别会规，规定耶稣会士必须向长上“表白他的良心”，即他所生活的内心世界，这样做便于长上在派遣给一个人使命时能够更有意识地予以配合。

教宗方济各接着说：“可是谈耶稣会并不容易。你若说得太明确，便有被误解的危险。谈耶稣会只能用叙事的方式，只有藉着叙述，而非哲学或神学上的阐明才能进行分辨，而藉着后两者只能够进行讨论。讨论不是耶稣会的作风，分辨才是，当然，分辨过程预先假定也包括讨论的部分。神秘的气息从不给自己划定界限，不使思想画上句号。耶稣会士必须是思想尚未完善、思想敞开的人。耶稣会曾有过思想封闭、僵硬的时期，更注重学问研究和苦行而非神秘学思想，这种曲解产生了Epitome Instituti（耶稣会纲领）。”教宗此处所谈的是耶稣会在20世纪使用并重新修订的行为准则，这本简章被当作会宪的替代品。耶稣会士的培育有一段时期受这本准则的塑造，乃至有些人从未读过会宪，这个当仁不让的创会文本。在教宗看来，耶稣会在那段时期，修会规律差点淹没了修会精神，陷入了详述和过于阐明神恩的诱惑。

教宗继续谈道：“不，耶稣会士总是不停地思索，以基督为中心，展望必须向前迈进的愿景，他的真正力量正在于此。这股力量激励耶稣会进行研究、创新并慷慨奉献。可见，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须在行动中度默观生活，都须与整个教会密切结合，视教会为‘天主子民’和‘圣洁的母亲’，这需要百般谦逊、付出牺牲和有胆量，在不被理解或遭误解和诽谤的时候尤其如此，但这却是一种更加结果实的态度。让我们想想过去因中国礼仪、马拉巴尔礼仪以及在巴拉圭传教村所引起的紧张情势，便可见一斑。”“我本人就是近期耶稣会遭遇互不理解和难题的见证人，在这些难题中，包括将服从教宗的‘第四愿’给予所有耶稣会士的那段艰困时期。在雅鲁培（Arrupe）神父任总会长时期令我感到有把握的正是：他是个祈祷的人，是在祈祷上花费很多时间的人。我记得他在祈祷时就像日本人那样盘坐在地上。为此，他有一种公正的态度，作出正确的决定。”

“革新神父”伯多禄·法伯尔的典范

谈到这里我问自己，自耶稣会创立至今，在会士当中是否有人对他影响特别大。于是我问教宗，若有的话，他们是谁？为什么？教宗先为我点出依纳爵和方济各沙勿略，然后详细谈了耶稣会士们虽然知道，但一般来说却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人物，他是真福伯多禄·法伯尔（Pierre Favre，1506-1546年），萨沃依人。法伯尔是圣依纳爵最早的伙伴之一，甚至二人在索邦（Sorbona）求学时同住一个房间，他是依纳爵的第一个室友。住进同一个房间的第三个室友是方济各沙勿略。法伯尔于1872年9月5日被教宗庇护九世（Pio IX）宣布为真福，列圣品案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教宗向我提起法伯尔回忆录的一个版本，是他当省会长时请两位耶稣会士专家负责编辑的，他们是米格尔·菲奥里托（Miguel A. Fiorito）和海梅·阿玛德奥（Jaime H. Amadeo）。教宗特别喜爱的是米歇尔·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编辑的版本。于是我问他为何被法伯尔所打动，这个人物的哪些特征令他印象深刻。

“同所有人交谈，即使是最遥远的人和对手；纯朴的热心，一种也许有些天真，却能随叫随到的态度；注意内心分辨、是个能作重大决定并且能够这么温和、亲切的人……。”

在教宗方济各数说着他所佩服的耶稣会士这些个人特征的时候，我了解到这个人物为他实在是生活的典范。米歇尔·塞尔托只称法伯尔是个“革新的神父”，说在他眼里，内在经验、信理表达和结构改革彼此不可分离。

教宗也对耶稣会创始人的真面目作了反思说：“依纳爵是个神秘家，不是苦行僧。当我听到有人说神操只有在静默中进行才是依纳爵神操，这着实令我生气。其实，完美的依纳爵神操也能在日常生活和没有静默的情况下进行。强调苦行主义、静默和作补赎的思潮是对神操的歪曲，它也在耶稣会，特别是西班牙环境中散布。我则接近神秘学思想，就是路易·拉勒芒（Louis Lallemant）和让-约瑟夫·苏林（Jean-Joseph Surin）的思想。法伯尔就是一个神秘家。”

（梵蒂冈电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