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教区举行关于结束生命的讨论，菲西凯拉总主教祝愿用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对照作出有关判断

（梵蒂冈电台讯）“生命何时结束？”这是4月21日在罗马圣若望拉特朗大殿举行的“在主教座堂进行对话”的周期会议上讨论的主题。会议由教宗罗马的代理主教瓦利尼枢机揭幕，针对意大利参议院通过的法律草案，对结束生命作了反省，这项草案尚待众议院审核。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菲西凯拉总主教主持了讨论，意大利全国促进生物伦理委员会荣誉主席达戈斯蒂诺和科学与生命协会主席迪比埃特罗也在会上发言。

生命何时结束？这是一个简单、直截了当的询问，但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我们所谈的是哪个生命？结束生命是合法的行为吗？国家的法律能控制这方面的课题吗？从埃鲁阿娜·恩格拉多的事件引发出许多询问，这个事件使意大利失去方向，同时也促成参议院通过了关于结束生命的法律草案。有关的辩论并未平息，菲西凯拉总主教的祝愿是，得出带来平静的“一个供分享的观点”。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突出了教会的积极角色，他说，教会“有权利让人听到她的声音。”他并建议在关于结束生命的许多理论之间能够达致共同立场。菲西凯拉总主教说：“信仰与理性在这个课题上能够也该当进行彼此对照，信仰的真理该当帮助理性达到的真理，它们一起才能作出令良心平安的判断，避免良心冲突。”

罗马代理主教瓦利尼枢机也提出两点询问供与会人士讨论。他说：“我们不能接受安乐死，也无法接纳顽强治疗，在中间有一块灰色地带，非常微妙，针对它进行着辩论。我认为国家该当消极地表达一项法律，即最低程度的一项法律，告诉人们什么事不该做。”

生命的结束这一课题也使科学界从处在植物状态的人到不可救药的病人提出不同见解。那么，在生物伦理上生命何时结束呢？科学与生命协会的主席迪比埃特罗女士说：“我的回答是，永远不停地照顾病人，照顾这个人的整体性，即使他不可能痊愈。不要让他的家庭感到孤独，因为在有孤独的地方便有害怕，在有所放弃的地方便能传播也要放弃生命的思想。”

从越来越物质化世界而来的危险是很强大的，在这层意义上，意大利全国生物伦理委员会荣誉主席达戈斯蒂诺在发言中谈了传记生命与生物生命之间的不同：每个人的尊严受到的威胁。他说：“一个人的生平传记一旦失去了各种意义，维护生物生命是毫无意义的；要是一个病人到了临终阶段，即从传记的角度讲，他再也不能在世界上存在了，为使他尽可能活得时间更久而进行的奋战则是无用的。这一远景上的人类学错误是无限的，因为从一种抽象的思想出发，认为只有健康身体的人才配得上生命这一称呼，实际上刚好相反。”

关于生命问题的许多远景可以经由放宽的眼界来加以讨论，正如菲西凯拉总主教所说的，这是因为“不是说消除理性所没有解释的”就能给出答案。他最后结论说：“只有运用能够给出充满爱的答案的尺度，才能面对有关痛苦和死亡意义的询问；相反，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若总是屈服于荒谬的敲诈之下，就不能满足人最隐秘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生命，而非死亡。”

事实上，正如雅歌中所写的那样，爱同死亡一样强大，爱是激动人心和得救的情操。